《古代美学》探讨西方美学史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是塔塔尔凯维奇作者三卷本《美学史》的第一卷。作者将罗马帝国灭亡和文艺复兴这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视为欧洲文化史上的两个转折点，据此将整个西方美学的历史分为三段：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古代部分又进一步分为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西方古代美学理论，其中既包含美的理论，又包含艺术理论；既包含研究审美对象的理论，又包含研究审美经验的理论；既有描写的又有规定的，既有分析的又有解释的。依时间顺序，以人物或学派为栏目，以概念发展历程为纲，本书将自希腊早期直到普罗提诺的古代美学理论条分缕析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美学史》自1970年出版英译本以来，备受瞩目，被奉为“不朽的美学史”。

　　塔塔尔凯维奇（Władysław Tatarkiewicz，1886—1980），波兰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美学史家、艺术史家，代表著作有《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和三卷本《美学史》，此外亦有哲学史著。

　　张卜天，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学士，北京大学科技哲学博士，西湖大学终身教授。译有六十余部著作，译文优美流畅，广受读者好评。

　　毕达哥拉斯学派形成了一个主要以道德和宗教为特征的团体，但他们也做科学研究，主要在数学领域。他们发源于多利安人在意大利的殖民地，其创始人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毕达哥拉斯。然而，这个学派的科学成就不应归功于他，而应归功于他在公元前4、5世纪的继承者们。毕达哥拉斯学派活动的这种半宗教、半科学的二元性反映在它的美学中。[1]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一个哲学概念对于美学至关重要：世界是以数学的方式构造的。亚里士多德说他们对数学是如此着迷，以至于“认为数学的本原是万物的本原”。[1]特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确立了声学中的数学秩序，因为他们注意到，弦的声音是否和谐取决于弦的长度。如果弦长对应于简单的数值关系，弦就会发出和谐的声音。1:2的关系会产生八度，2:3会产生五度，而当其长度比例为1:2/3:1/2时，则会产生他们称之为“和谐”的C-G-c。因此，他们用比例、尺度和数来解释“和谐”这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并认为和谐取决于各个部分之间的一种数学关系。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正因为这项发现，音乐才成为一门艺术：一门希腊意义上的艺术。

　　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未想过把美学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来研究。对他们来说，和谐是宇宙的一种属性，他们在宇宙论的框架中来沉思和谐。他们没有使用“美”，而是使用了“和谐”，这个词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发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洛劳斯（Philolaus）写道：“和谐是许多混合要素的统一，是不一致要素之间的一致。”[2]从词源上讲，“和谐”与“协调”和“统一”同义，意指各个组分的协调和统一。主要是因为这种统一性，“和谐”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才是某种正面的、希腊广义意义上的美的东西。菲洛劳斯写道：“不相似、不相关、不同排列的事物，必须由这样一种和谐联结在一起。”[3]他们认为声音的和谐仅仅是更深层和谐的一种表现，是对事物结构内在秩序的一种表达。

　　毕达哥拉斯学派理论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他们认为[4]和谐和恰当的比例不仅是有价值的、美的和有用的，而且是客观决定的，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他们的另一个信条是，事物的规则性和秩序决定了事物的和谐。第三，和谐不是单个事物的属性，而是多个事物的正确排列。第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更进一步主张，和谐是一种数学的、数值的安排，取决于数、尺度和比例。这一论点构成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独特学说，源于他们的数学哲学，基于他们在声学方面的发现。它为希腊人未来的美学奠定了基础，成为其基本特征。它还影响了希腊艺术，特别是音乐，[5]而且间接影响了建筑和雕塑。[6]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使希腊人更加坚信，规则性是和谐与美的保证。对音乐的数学诠释固然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就，视觉艺术的规范及其算术计算和几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的产物。

　　希腊人认为美是可见世界的一种属性，但影响他们美的理论的主要不是视觉艺术，而是音乐。音乐第一次使他们确信，美与比例、尺度和数有关。

　　毕达哥拉斯学派确信宇宙的结构是和谐的，所以将宇宙命名为“kosmos”，也就是“秩序”。由此，他们将一个美学特征引入了宇宙论和用来描述它的术语。在宇宙的和谐这一主题上，他们沉湎于影响深远的思辨。他们假设每一个规则运动都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声音，[7]遂认为整个宇宙产生了一种“天球的音乐”，只是因为它连续不断地发出声音，我们才听不到这种交响乐。从这一前提出发，他们推断世界的形状也必定是规则而和谐的：天球是球形的，因此世界也必定是球形的。他们的心理学也受到美学的影响：由于设想灵魂与身体类似，他们认为灵魂是完美的、构造是和谐的，也就是各个部分之间有一种恰当的比例。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原则在希腊被普遍采用，虽然这只是在一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即美在于各个部分有序而规则的排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成了古代美学的一条公理。而与数或数值秩序相关的狭义的美，则仍然是艺术和艺术理论的某些潮流的信条。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美，希腊人保留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harmonia）一词，而为了描述第二种意义上的美，他们通常会使用“比例”（symmetria）一词。

　　还有一种理论使毕达哥拉斯学派在美学上名垂青史。这同样与音乐有关，但处于完全不同的层面。前一种理论声称，音乐建立在比例的基础上，这第二种理论则声称，音乐是一种作用于灵魂的力量。前者涉及艺术的本质，后者则涉及艺术对人的影响。

　　该理论对应于希腊人的表现艺术——通过言语、姿势和音乐来实现的“三合一的诗乐舞”。起初希腊人以为，诗乐舞只对舞者或歌者本人的情感有影响。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注意到，这种舞蹈和音乐的艺术对观众和听众也有类似的影响。他们认为，它不仅通过动作、而且通过观看动作起作用；一个有教养的人要想体验强烈的情感，并不需要表演狂欢的舞蹈，因为只要观看这种舞蹈就足够了。后来的希腊音乐史家阿里斯提得斯·昆提利安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在“古代”音乐理论家当中已经非常流行。他说这番话时一定想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动作、声音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艺术的强大效果。动作和声音既表现情感，又唤起情感。声音在灵魂中找到共鸣，灵魂与声音和谐地回响。这就像两张里拉琴：当我们拨动其中一张琴时，立于一旁的另一张琴也会响应。

　　由此得出结论，音乐可以作用于灵魂：好音乐可以改善灵魂，坏音乐则可能败坏灵魂。这里希腊人使用了“灵魂的引导”（psychagogia）一词，所以在他们看来，舞蹈、特别是音乐，具有一种“引导灵魂”的力量。正如他们所说，这种力量可以引导灵魂进入一种好的或坏的“精神特质”。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一种关于音乐的精神特质、也就是其引导灵魂的教育作用的研究，这成为希腊人音乐观的一个永久特征，甚至比对音乐的数学诠释更为流行。按照这种教导，毕达哥拉斯学派及其继承者们非常强调区分好音乐与坏音乐。他们要求好音乐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在像音乐这样对于道德和社会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不能容许随意和冒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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